实盘配资平台app下载 “卷”里有很大的 盲目和荒谬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卷”呢实盘配资平台app下载

第一财经：新加坡与中国国情差异很大，为什么在“卷”这件事上如此一致？

据了解，党中央、国务院每五年评选表彰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从1950年至2020年，中央先后召开了16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该奖励是对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杰出劳动者的最高褒奖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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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一方面，新加坡资源匮乏，需要培养大量的精英为国际资本服务，把国家治理好。另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心态叫“怕输”。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实际上就是相互比较。

在新加坡，学习成绩不好未必没有出路。我们采访的人工智能研发工程师“小六”考得不好，没有上过大学，也可以凭借努力实现梦想。可是家长为什么还要这么“卷”呢？

有一个妈妈告诉我，因为所有家长在一开始都觉得自己的小孩是天才，从一开始就不能输，要和别人去竞争。新加坡的教育局倡导因材施教，认为这种小学阶段的竞争带有盲目性。他们要求孩子下午两点放学，按照各自的喜好发展特长，结果孩子们全去补课了，这不是教育局的初衷。我想让大家看到，“卷”这件事情里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荒谬性。

第一财经：你提到，教育没有绝对的好坏。如果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做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在德国接受教育，而不是新加坡。

周轶君：如果我是你，也会这样选。之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讲郎朗学琴，他的父亲当年会说非常狠的话去逼迫他，郎朗成才了。有人问郎朗的老师加里·格拉夫曼如何看待郎朗的学琴经历，他说，首先得知道郎朗是有天分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逼得出来”的孩子。我们也看到，王羽佳没有被这么逼过，她也成才了。有时候，这种因果关系不能太看表面。也许郎朗当年没有被这么逼迫，也能成才。什么是最适合他的方式，我们不知道。童年教育说不清楚的地方在于，它没办法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了解孩子的可能性，再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

第一财经：在新加坡这一集里，你提到激烈竞争下成长的孩子可能会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忘了这是与他人协作的结果，这种思维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

周轶君：新加坡的一位专家认为，人通过“精英主义”的教育体系，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赚到大钱、拥有社会地位，都是自己挣来的。如果有人做不到，是他不够努力、不够聪明。包括职业分工之间的鄙视，用财富、收入来判断人。如果你有钱、考名校，那说明你好，这种观念，掩盖了这个人真正是谁。

社会观念的改变是缓慢的

第一财经：在谈到德国职业教育时，有一句话叫作“只有分工，没有贵贱”。但在中国，不少家长目前还是比较难以接受孩子分流到职业学校。

周轶君：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过去大家确实形成了一定成见，认为职业学校不太好，风气不好，学历低。在德国，职业学校毕业的人收入并不一定比本科生低，有一种说法，一个资深的水管工人挣得不比大学教授低。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除了说学校、教育局应该如何，社会观念的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教育局很早就倡导不要补课，“小六”考试的积分制度也改变了，比以前更宽松，可是所有家长都在传，越改越要“卷”，社会观念还是没有变。德国可以做到，是因为社会观念认可工种没有贵贱之分。

社会观念的改变是一件特别困难、特别缓慢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改变不了。法国是一个最重视童年的国家，生育率在欧盟排名第一。但是我们采访的一位妈妈，她的祖母，甚至她的妈妈，对孩子也没有那么尊重。他们对孩子的尊重来自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可能需要几代人观念的改变。

第一财经：近几年，大家对儿童心理问题、青少年抑郁的关注度似乎比过去更强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周轶君：也是因为问题越来越多，需要非常重视。这涉及大家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家长能不能接受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走错一步，比如，哪次没有考好。纪录片里我们采访的小孩，后来“小六”有一科没有考得那么好，没有进入非常理想的学校。他的妈妈也在反思，觉得孩子虽然没有去到想去的学校，但在新的学校会有不同的经历和收获，这对孩子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这种计划外的事。

第一财经：在《他乡的童年2》线下观影会，有一位母亲提到，她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感觉内心很平静，一回到现实生活，又会被大量的信息所裹挟，在普遍焦虑的环境中，如何做到不被影响？

周轶君：家长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我们都是被过去的观念所塑造的。当你发现别人的孩子都上名校了，你的孩子读职业学校了，肯定会觉得丢人。除非这个国家非常认可职业学校，也根本没有所谓“名校”一说，那你可能不会这么焦虑。我们的确会受到环境、观念的影响，我们都身在其中，我自己也无法完全摆脱。我们这一代父母已经开始接受教育上的新观念，和我们的父母辈已经很不一样了。

如何不被普遍焦虑的环境影响，每个人的答案各不相同。就像我们在新加坡这一集中采访的妈妈，她希望儿子能够考出好成绩。当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时，我们该如何应对，是生气，还是接受？我觉得要有耐心，尝试去理解。

新加坡的一位补课老师说，她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让她补过课。我们不知道她的父母为什么内心这么强大，你看她的性格，很快乐。可是在我们剪片的时候，有同事开玩笑说，所以她现在只能当补课老师。这就是外人的判断了，而不是她自己心中的得失。所以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成长，什么是他人的感受，这是两件事情。

中国孩子的问题在于没有玩好

第一财经：第一季在日本，这一季在德国，都谈到了一件事，最好的童年是有选择的童年，所以你认为给孩子自主权是很重要的？

周轶君：德国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兜底，它不是让你不去尝试不犯错，比如性教育，不是让你不去实现欲望——不能谈恋爱、不能早恋、不能和别人亲密接触，而是底线就是别怀孕。但我们的管理通常是欲望层面的管理，不能去玩、不能恋爱。小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成人，如果你掐死了，会对后面许多事情产生影响。

第一财经：你提到，这次在法国、新西兰，最大的触动是看到孩子们都很自信，背后的原因是否有相似性？

周轶君：他们小时候长大成人的欲望没有被拿走，至少没有拿得那么干净，很小就能自己做主、自己选择。在新西兰，拿走一点限制，所谓的限制就是大人的担忧，而不是真的安全问题。稍微拿走那么一点，就能长出来自主、创造力。就好像养花，把上面盖的一层玻璃挪开，它就自己长出来了。

第一财经：反思旧的教育体系的同时，也需思考新的方法如何建立，从家庭、学校、社会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纪录片中得到哪些启示？

周轶君：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家庭教育是父母的三观，社会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教育是如此复杂，我认为家庭教育的影响比学校更大一些。家庭内部如何看待教育非常关键，父母可以从自己的角度为孩子做一些加减法。

德国这一集，你可以看到，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推搡都没什么事。在中国，很多小学老师花很多精力调解家长矛盾，有时只是同学之间的口角或者擦碰，结果居然会有家长为此在校门口打起来，甚至需要警方介入。这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后果，为了减少类似事情发生，学校命令学生课间不能出去玩，不准下楼。孩子们没有自由活动，没有玩，身心怎么健康？

新西兰这一集，你会非常惊讶他们能玩到那种程度，撒野、挂在树上，但他们不会互相伤害。有一项科学调查发现，孩子玩彻底之后，学校几乎没有霸凌事件。霸凌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孩子觉得太无聊了，所以欺负别人。中国孩子的绝大部分问题在于没有玩好。我们要正视人的欲望和冲动实盘配资平台app下载，而不是压抑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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